大学生婚育意愿将怎么变化？研究称取决于公共
男大学生倾向的前五项生育促进政策
五、不同的圈层文化对婚育意愿呈现出不同的效用。动漫、网文圈与婚育意愿的负相关更强，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均有很强的内容生产属性。这些内容大多是对现实生活的抽离或者理想化，构建起具有反差性的平行空间，削弱青年对现实空间的需求与期望。与此同时，青年在现实世界的多元价值观也会投射到动漫与网文等网络内容生产中，呈现出更丰富的婚姻家庭模式以及更前沿的性别角色实践，又反过来塑造了这类圈层文化的叙事底色。因此，大学生的互联网和圈层文化参与和婚育观正在形成某种意义上的互构。
近日，2022年第3期《妇女研究论丛》刊发的文章指出，从2021年中国大学生婚育观调查（最终获得9775份有效问卷）来看，虽然大学生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还是温和而渐进的，短时间内还无法动摇婚姻与生育的制度性基础。在下一阶段，婚育结果的变化趋势将取决于公共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缓解个体在婚育成本与个体发展上的压力。
“需要真正理解的是，低迷的婚育意愿只是社会演进中现实问题的延伸，而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未来的研究需要形成更宏大的框架来统合各种驱动婚育观变动的机制，以期构建出更能反映中国特征与时代特征的理论体系。“文章最后写道，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本次调查对象的大学生群体只是中国年轻人的一部分，他们正处在人生中的一个变动阶段，开始接触社会但尚未真正踏足社会。可以预见这些年轻人的婚育意愿和观念均会随着其生命历程的演进而发生改变，追踪大学生后续态度和行为的变化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家庭与性别研究中心教授李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郑叶昕以及2021级博士研究生闫誉腾。
三、大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婚育意愿负相关。无论是以家庭的户籍、教育和经济支持水平，还是主要成长地区和所在学校的层级作为测量，大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婚育意愿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即大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结婚的意愿越低，理想和意愿子女数也越少。这种负相关符合经典人口转变框架下社会经济发展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但在中国大学生中并没显现出近些年来在西方社会中出现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婚育行为的U形逆转。从另一角度而言，相比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大学生，地位较高的大学生更能感受到婚育成本的压力，也更加在意婚育与个体发展机会的潜在冲突。换言之，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大学生更强烈地感知到个体的社会风险及其相应的婚育的阻力。
二、大学生低婚育意愿的主要原因是婚育阻力而非观念转变。既然婚姻和生育仍然是大学生最重要的人生选项，低迷的婚育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感知的婚育阻力所导致的。例如，在抑制结婚因素的排序中，低欲望选项被排到了最后，而婚育成本和工作的竞争性压力成为被大学生提及最多的阻碍因素。高竞争与高压力也是抑制婚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未来，中国青年的婚育意愿和行为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与此同时，让男性更多参与家庭事务，并不只是为了分担女性的责任，还是将男性从刻板性别文化中解脱的方式。和谐平等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所能提供的精神和情感价值、家庭成员间的互助能力，才是现代社会结婚和生育对个体最大的吸引力。
他们归纳道，一、大学生仍然对婚育抱有期待，但婚育的价值基础已经发生变化。仍然有超过60%的大学生将婚姻作为人生既定选项，虽然大学生对婚前同居接受度较高，但只有3%将同居看作婚姻的替代，与明确表示不结婚的群体合计占比不到10%。其次，生育仍然是绝大部分大学生理想人生的一部分。超过80%的大学生期待儿女双全，仅有4.06%的大学生理想子女数为0。最后，大学生仍然将婚姻视为生养子女的必要条件，仅有6%的青年接纳非婚生育，远远低于对不婚、丁克等其他非传统婚育行为的接纳程度，说明在大学生的认知中婚姻与生育的绑定关系依然紧密。这些发现意味着中国大学生的婚育观并未发生转型性变革。
女大学生倾向的前五项生育促进政策
文章进一步解释称，一方面，需要塑造良好的婚育文化，从政策和制度上保障青年的个体与职业发展。在婚姻生育逐渐从个人发展的“基石”变为“顶石”的过程中，帮助青年更好地自我实现不仅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幸福感，也有利于其实现理想的家庭模式，间接促进结婚意愿和生育率的回升。
文章来源：《妇女研究论丛》 网址: http://www.fnyjlczz.cn/zonghexinwen/2022/0701/6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