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女性的生育困境长期受到关注。

近期，浙江平阳县统计局在分析当地常住人口年龄结构时指出，由于2016年实现全面二孩政策，2017年出生人口（3岁）数量出现回升，但出生人口总的趋势在减少，截至到2020年，出生人口为6471人，已跌破6500人。因为生活成本的提高，有些家庭生养二胎意愿不强。生养一个孩子，至少影响女性五年时间职业生涯，在女性黄金年龄选择家庭，也是影响女性生养孩子的意愿。同时，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思想开放、社会包容性增强，丁克家庭、不婚主义等也逐渐被人们接受。受这些因素影响，人口出生率呈现下降。

据初步计算，2020年，平阳县常住人口出生率为7.496‰，比十年前降低5.56个千分点；死亡率6.50‰，比十年前略为降低0.08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99‰，比十年前低5.5个千分点。

平阳县统计局建议，落实“三胎”配套政策，消除生育孩子后顾之忧。今年，国家出台“三胎”和配套政策，除严格落实教育“双减”政策，出台地方鼓励生育政策外，树立和形成家庭劳动也是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观念，鼓励父亲更多的参与养育孩子，减少女性因生育孩子导致社会脱节而产生的焦虑，提高生育意愿。

澎湃新闻早前报道提到，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主办了“解读三孩生育政策 推动构建包容性配套支持措施”线上论坛。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宋健指出，更为宽松的生育数量规定给作为生育主体的育龄女性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这些压力有可能转化为婚育阻力，值得特别关注。

她表示，压力来源之一是就业市场更为严重的性别歧视。虽然性别歧视不会出现在明文规定中，但生育三个孩子的可能性及相应的时间与精力付出会成为女性求职时背负的无形包袱，使用人单位的性别取舍天平更为倾斜。生育休假的延长特别是针对母亲的产假延长措施将加重可能的倾斜。压力来源之二是家庭成员的催生。在女性家庭话语权偏弱甚至缺失的家庭中，妻子可能受到来自丈夫和长辈的多育催促，加之社区和社会舆论的影响，女性承受着非意愿生育多孩的压力。

工作家庭冲突、“母职惩罚”等问题，自“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就一直被热议。宋健在发言中提到，三孩生育政策颁布后，网上出现很多调侃，大意是“二孩任务还没完成，怎么可能生三孩”。有人以三个孩子的出生和培养历程描绘一个女性的一生，认为接二连三的生育将断送女性的职业生涯。也有一些“段子”概括了现代社会女性面临的多重角色期待和困境。

她认为，当前生育率下降主要是由于一孩生育率的低迷，在保障已育女性的二孩和三孩生育意愿转化为“能生”和“敢生”行动的同时，保护和提升年轻育龄女性的婚育意愿是三孩生育政策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重点。为此，配套支持措施的制定和完善必须具有性别视角，要关注配套措施实施对两性造成的不同影响，特别是上述压力源可能造成的女性婚育阻力。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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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妇女研究论丛》 网址: http://www.fnyjlczz.cn/zonghexinwen/2021/1028/592.html